8月中旬，最高统帅部注意到苏军可能对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发动新一波进攻，所有军级以上指挥员都参加了关于秋季战略的情报会议。8月18日，我和两名军部参谋一起赶到邯郸，参加了华北南部地区三个集团军共同出席的情报会议，除了第5装甲集团军之外，第23集团军、第24集团军两个新建混成集团军的高级军官也在会议上露面。我原先就知道现在高级军官十分缺乏，可是直到这次会议，才真正弄明白高级军官究竟有多缺乏——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规定，有资格参加情报会议的军官包括集团军司令、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处长、军长、军参谋长和集团军、军两级的大本营代表，三个集团军的定额是43人，可是空荡荡的会场一共只坐了32人，第23集团军甚至连参谋长都没有，只有作战处长，至于军一级单位则全部没有军长，只有参谋长或国家安全代表。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方昊中将看到这一幕，不禁叹息道：“指挥官如此奇缺，怎么打仗？要用多少鲜血才能换来足够的人才？原先以为我们集团军的军官编制最不整齐，现在看来，我们还算好的了！”
主持会议的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副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极少数中级军官之一——杜国平上将，他此前一直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军训处处长、后勤处处长等职务，虽然年事已高，却并不给人思想僵化的感觉；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是赞成对陆军进行机械化改革的。杜国平对战局的分析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两位大本营参谋帮他展开了一张非常大的地图，显示着长城沿线的苏军兵力配置：华北方面军前锋基本与长城平行，在山海关等地区已经越过了长城；内蒙古方面军已经夺取了长城以南的河套地区，但河套以内还有第二道长城，陕西榆林以南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关内。杜国平强调说，虽然长城在现代战争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三百多年前它就已经无法挡住满洲骑兵的铁蹄了），但它是中国干旱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一道分界线，许多山地、丘陵、河流、沙漠都集中在这道分界线附近，如果不能把苏军挡在这条分界线之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大本营已经清醒的意识到，整个东北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辽东半岛或许还能支撑几个月，但它绝对无法拖住苏军主力，苏军也不会帮助日军解决这块硬骨头。所以，今年秋天苏军进攻的方向肯定在长城沿线，要么是华北，要么是西北。
在我们看来，苏军下一阶段攻击的重点是北京、天津、大同地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一地区是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资源中心。夺取天津，中国将失去最大的钢铁工厂、石化工厂和第四大油田，而且无法继续利用渤海湾向辽东输送战略物资；夺取北京，中国将失去北方金融业、精密机械工业和军火工业的中心，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学也必须转移，人民士气将遭受沉重打击；夺取大同，中国就失去了“世界煤都”，并丧失四分之一的焦炭、煤焦油和焦炉气。在华北南部设立这么多新的集团军，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保卫北京、天津，而山西全境已经集结了四个集团军的重兵，大部分富有经验的老兵都集中在山西北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最高统帅部更注重山西的煤炭资源，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对河北苏军的侧翼形成威胁，使其不敢轻易进攻京津。根据上级偶尔透露出的风声，最高统帅部对要不要坚守京津的问题争议很大，陈卓群总统是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京津的，但国防部长蔡景丰和陆军总参谋长邢楠都认为我军目前还没有与苏军决战的条件，应该吸取哈尔滨和长春严重损失的教训，主动避开苏军打击的锋芒，用空间换取时间；华北集团军群司令黄文德中将对坚守北京倒是有信心，但他要求至少增援3000辆中型坦克、5000门反坦克炮、8000门高射炮和4000架作战飞机，并把山西境内的军队调到河北，作为北京守军的总预备队，这是最高统帅部无法接受的。据说邢楠总参谋长在听说黄文德的要求之后，气的把茶杯都摔了，看着满桌子飞溅的茶水，恨恨的骂道：“我看他要求这么多增援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这些装备都送给俄国人！”一贯主张寸土不让、坚守到底的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似乎也对守住京津没有充分的信心，虽然在7月底乘飞机到北京视察过，却没有说一句评语，面色凝重的回到了南京，此后也没有任何消息。甚至有小道消息说最高统帅部已经决定，在苏军攻势过于猛烈的情况下，主动撤出京津地区，在河北南部的漳河一线组织新的防线，下一道长期防线则将设立在黄河北岸。如果最高统帅部真的有这样的决心，我们这几个集团军恐怕根本没有打仗的机会，就要一路撤退到河南了。
可是杜国平上将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消息，他指出，根据“可靠渠道”提供的消息，苏军正在向甘肃、宁夏、陕西一线大规模集结，内蒙古方面军的实力已经强于华北方面军，东北的三个方面军兵力也有所减弱，这一切都预示着苏军下一阶段的主攻方向将是西北。这一重要情报立即在会场引起了骚动，我的顶头上司方昊立即疑惑的询问：“这个情报真的可靠吗？苏军突然转换主攻目标，有没有合理的解释？”杜国平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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