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大清国内风雨飘摇，清廷却浑然不知，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之中，而此时的湖北新军之中，同为革命党，曾经的同盟会分子，因与孙逸仙意见不合而独立建立的共进会，正在积极地策动士兵秘密反清。
共进会是激进的反清组织，19o8年由川粤闽赣湘鄂六省激进革命党建立，并在当年便在广西省南宁动了起义。南宁起义失败之后，又在梧州动起义，同样也宣告失败。19o9年，共进会在胡南省动暴动，次年，由于胡南省生灾荒奸商哄抬两家，朝廷官员参与其中，共进会趁机动抢米风暴。彼时胡北省新军被朝廷派遣胡南省平息抢米风暴，共进会准备趁机动兵变，但因走路风声而宣告失败。
共进会党魁之一的孙武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到武汉，此时胡北省革命青年多以为孙武是孙逸仙的弟弟，而孙武为了拉拢更多的青年加入共进会反清，几步否则自己是孙逸仙的弟弟，也不承认，这就让很多人误信传言，加入会党之中。为了积极反清，胡北省革命党在孙武家中召开胡北省革命会议，岂料到会议刚一开始，便纷争四起。
原来胡北省革命团体中，除了孙武、邓玉麟、汤玉如的共进会外，另有一支革命力量蒋翊武、刘复基的文学社。文学社的本名叫做振武学社，是胡北省新军中留日军人回国之后自建立的反清革命党，党员之中绝大多数为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军校生，包括日本6军士官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学员，因此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颇大。而共进会则在百姓和会党之中影响力更大，所以双方第一次会谈，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因为以谁为主先吵了起来。
胡北省的革命党还没有推翻满清，却自己先吵了起来，但也侧面的反应了清末的大历史环境。由于清廷无力控制地方，而地方政府只顾自己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各会党党派纷纷自立，而众多的党派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乃至于清廷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和平。
摄政王载沣等非但没有看到其中的危险，反而以为大清国海内歌舞升平，自己面临的危险不过是北面的俄国和南面的法国，西面的英国和东面的日本。在国内，皇族内阁面临最大的问题也不过是各省咨议局不断的抗议，抗议，抗议——抗议顶个屁，就让他们去抗议吧！
于是清廷将自己的脑袋扎进了沙子里，成了一只看不见外界一切的鸵鸟。
而此时由于端方带走了部分胡北省新军，导致胡北省兵力紧张，为了能够有效及时地对付胡北省革命党，湖广总督总督瑞澂决定允许新军士兵在非射击训练时间持有武器，但处射击训练时不得持有子弹。
但这个消息给革命党人的巨大震撼，让文学社和共进会振奋务必，他们认为起义的日子就要到了，革命党的春天就要来临了，于是在共进会让步的调解下，双方决定屏气争执，联合组建胡北省革命党（此革命党与孙逸仙毫无关系）。胡北省革命党人，由孙武担任军事领导人主管战斗指挥，蒋翊武担任军政领导人主管军政后勤，刘复基为总理负责民政，并提出未来推翻满清后建立中国革命军政府。其中刘复基将担任革命军政府任总理，宋教仁、杨时杰、居正、熊秉坤、李作栋等胡北省革命党人军身居要职——不过他们又忘记或者说刻意地排斥了同盟会党人，认为未来主导中国的，只能是胡北省革命党。
与此同时，共进会胡南省人焦达峰与谭人凤在胡南省四处联络，秘密推动起义，焦达峰在湘东召集全省3o名帮派会党领，共议反清大局。不过胡南省士绅多忠于满清政府，焦达峰认为胡南省应在胡北省起义之后再顺势起义，且共进会在胡南省势力并不大，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只能居中联系，并随后与胡南省新军中的各革命同志私下频繁联系，积极准备动革命。
西北重镇的陕省，同盟会成员井勿幕积极与哥老会、刀客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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