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白领，变成一个受人尊重，与实业界大亨们平起平坐，连政府也要高看一眼的重要人物，他们很珍稀自己来之不易的一切。
所以他们格外注重言行。
尽管作为工会组织的领导，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不菲收入，出入高门，平日往来的对面之人往往都是绅商巨子，名记，议员和政府官员，但这些工会领导人依然穿着简朴整洁，作风淳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
他们清楚，一旦自己因脱离劳动阶层·追求奢侈享受被报界曝光，变成工会会员眼中的“叛徒”，“寄生虫”，自己将毫无意外地成为下一次选举的弃儿·甚至直接遭到弹劾罢免，就地被打回原形。
他们无法想象自己重新回到生产线，默默无闻，承受着鄙夷和不齿的情形。
就这样，国民收入增长计划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面对国家权威明确表现出的对劳工阶层的政策倾斜，工商界尽管疑虑重重·终究只能接受。面对生机勃勃的国内外市场，没有人愿意因为与劳工组织之间的利益分歧而放弃更大的蛋糕。
廉租房事业，在各主要工业地区得到了快速推广。
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廉租房事业是政府五年规划中的重点，政府也拿出了真金白银，而效果如何，在战争期间的战时经济管制中已经显露无遗。
对地方来说，政府的预算决策权和监督权都控制在地方议会手里，而地方议员大多是退伍军人·社会名流和绅商巨子。对退伍军人来说，推动廉租房建设，为退伍军人们谋福利是天经地义的;对社会名流来说·这样于国有利，于民有利，大大有利提升名望的事情自然也是要做的;而对绅商巨子来说，用政府的钱建廉租房解决工商业骨干劳动力的居住问题更是顺理成章。
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不是如某个位面一般在信用货币体制下玩印钞加土地增值的财富游戏，整个国家根本谈不上被房地产绑架。这个时代的所谓房地产，还基本停留在解决少数高收入阶层居住问题的层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准，距离后世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就这样，廉租房建设本身带动了从水泥·钢铁，玻璃到家具，日用品，电力电气等需求，而工人租用廉租房之后，得以过上比较正常而舒适的家庭生活·也就从此在城市安顿下来，不再是以攒钱回家买地为目的的匆匆过客。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开始消费，开始为子女的成长和教育储蓄，他们的余钱进入银行，通过乘数效应变成信贷，又回流实体经济。他们的消费为需求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活跃了市场，刺激了商品生产的提升，而这些产能投资又增加了投资品的需求，活跃了运输市场，促进了运力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家庭如此，影响很小。可当数百万家庭如此，这种影响是可怕
到这一步，中国的劳工阶层，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身工或
他们加入了工会，每个人只需要缴纳很小的会费，而工会为他们向雇主争取合法权益。这些工会并非单个企业的工会，而是以地域和行业划分的大型工会。他们并非为单独某个企业的工人争取权益，而是通过集体性的磋商，迫使整个区域整个行业的资方接受劳工统一的要求。他们规模巨大，善于在法律框架内运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精通和媒体打交道。
工人们缴纳少量的保险，企业缴纳另一部分，而更大的部分由政府支付。工人们工伤有保险金，失业有救济金，医疗有保险金，退休有养老金。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这个群体得到的社会保障谈不上“从摇篮到坟墓”，甚至金额也比较微薄，但终究打消了工人对未来生活最大的担忧，也让他们真正在城市中落下了脚，不再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匆匆过客。
借助工会的力量，法律的保护，政府政策的倾斜，工人不再是企业主的附庸，农民也不再是地主的附庸，他们经济**，人格**，更加自信，而且有了自己的组织。
他们开始学会什么是自尊，自信，**。
人格**，对未来抱有憧憬的劳工阶层，开始一步步地融入了工厂生活，逐渐把自己看成了工厂的一部分。拥有了主人意识的工人，秉持着那个时代传统的道德意识，对政府和工厂都多了一些感恩。在新型薪酬机制的激励之下，在情巅′的支持下，在其他工人因改进工艺获得物质精神褒奖的鼓舞，工人们也开始有了更多主动性，自动自觉地提高劳动效率，寻求工艺改
企业生产管理的提升，则主要来自于专业管理咨询机构的出现。
郑鹰规划的大工业体系，除了流水线标准化，制度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是专业分工。从流水线上的生产流程分工，到整个国民经济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这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次标准化分工体系。
原本出于保密考虑主要服务于皇室产业和少数财阀核心产业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在战后随着郑宇的推动，开始向其他企业组织扩散，而模式则走了专业化分工的道路。
原本属于皇室产业的一些专业性企业管理研究所，开始从皇室产业**出来，转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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