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近年来社会上也有人找到研究所要求作亲子鉴定。在痕迹检验方面，建所初期只有马蹄镜、对比显微镜和立体显微镜几种简单的工具，开展的项目也限于手、足、工、枪等经典检验项目。现在则建立了枪弹档案自动化图像处理系统，开发应用了指甲的同一认定、手工缝纫痕迹检验等技术，使痕迹检验从定性到定量，从手工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1989年，哈尔滨市道里区发生一起两名女学生遭枪杀案件，研究所根据弹壳查验，很快确定现场作案枪支为省民航管理局的枪支，侦察部门据此迅速抓获了犯罪分子，这些技术方面的进展都对社会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如今，犯罪分子即使抢到了枪，也不敢轻易使用。 在理化检验方面，建所初期，主要使用试管、薄层涂布器等一般检验手段，现在发展到拥有电子显微镜、色质谱联用仪等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物证的检验从常量发展到微量，从定性发展到定量，解决了一些过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1984年，北京市发生了一系列强奸杀人案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被害人生前曾戴过的手表的链缝中一丝绒线，运用扫描镜进行微量物证检验，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在文件检验方面，过去只有铅笔、橡皮、放大镜、显微镜等检验工具，只能开展笔迹检验，现在则拥有了多功能红外线鉴别仪，可视光谱仪等先进设备、不仅能开展笔迹检验，还能开展污损文字和文件的检验；不仅能开展物理检验，还能进行化学检验。
1991年10月，哈尔滨市烟草公司仓库发生特大盗窃案，被盗各种香烟总价值达人民币三万余元。案件在诉讼查证过程中，检察机关人员发现被拘捕的一名嫌疑人年龄不满18周岁，情况可疑，于是将这名嫌疑人的户口本等证明材料送研究所文检科。文检人员运用红外线鉴别仪进行检验，认定户口本上的年龄纪录是经过改动的，揭露了案犯家属造假的事实。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显然得到大大加强。当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难处，目前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创收”。在经费来源上、生活补贴上、所里都要想办法四处筹措资金。对于技术出身的所长、副所长们来说。搞钱确是件非常挠头的事，要占用大量精力，有时还摸不着门，但也只能勉强为之。没钱，不要说生活来源上缺乏保障，就是出现场也支不出旅差费。技术人员们出差办案是按技术等级拨款的，一等技术人员每年只拨600元，够干什么呢？所里在前往鹤岗侦破“128”案过程中就花了10000多元，这个窟窿不知何时能补上。所谓“孩子哭自己抱着找奶去”，财政上的事找国家讨是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好在这种现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 崔道植、车则仁是研究所的两根台柱子，最初张副厅长就想派他们去鹤岗，当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专机把崔所长接走了，向他咨询火箭运行痕迹问题，车副所长也脱不开身，所以一直未能派出。现在，张副厅长仍然认为，鹤岗一案中的技术勘察力量必须加强，要请出全省的技术权威，崔、车二人终于出动了。崔道植与车则仁赶到省厅时，孙匡男等人已在那里等候。
省厅刑侦处处长孙匡男属于少壮派，年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笔挺，一望而知人材出众，也是张昕枫的的一员爱将。 此人1976年底进基层派出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县局干到1980年，后任松花江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队长直至刑侦副局长，1992年选调省厅任刑侦处处长。松花江地区也是大案多发区，但那里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孙匡男的贡献，这也是他不断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与传统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将，也更喜欢手下人具有儒将风度。可谓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物。传统上，多认为作刑警的应该膀阔腰圆。武艺高强，八面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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