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状面器物。儿子身上有创伤11处，父亲身上有创伤26处。由于杨坤是警察，调查中注意了因果关系方面的线索。其一，90年4月份左右，国铁职工李长山偷汽油被杨坤抓获，后被收审。某派出所的于xx和一个姓王的人曾到杨家去，替李说情，把两条“红塔山”放在桌上就走了。杨坤没同意，将烟送了回去。李长山以后被罚款800元放出来，对杨坤非常不满，扬言要报复。其二，90年夏天，杨坤在工作中因事和姓刘的一个人打了起来，被姓刘的打得挺厉害，当时没抓着。后来查访到姓刘的家里。刘家生活困难，父母都有病。经过交涉，由姓刘的姐姐出面调停，在她姐姐家请杨坤吃了饭，赔了杨300元医药费。但姓刘的始终不服气。这两件事的当事人经过调查，都排除了作案的可能。在现场留下一枚犯罪分子的残缺足迹，未查到原主。此案的侦查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因无进展告终。当时很少有人想到作案者的目的是抢枪，杨坤的枪那天没有带回家去。杨家突然横遭不幸，陈新敏一天之内丧夫丧子，受刺激过深，一度精神失常。 据闫文宇交代，这起案子是孙海波、田原和他三人所为。自从参加了这次作案，他就正式参加了孙海波犯罪团伙。在他加入之前，孙海波和田原已作过两起大案，即高连国案和小金鹤储蓄所案。张昕枫要求中，一定要把孙海波犯罪团伙由形成到发展的全部经过理清，从中看到社会犯罪发展的某种规律。故此，警方的审讯和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细致。闫自忠亲自作了大量的审讯笔录，后来连同大量其它复印材料带回了省城，以供日后慢慢研究。孙海波等人很快将在人世上消失，在这之前把他们的思想和经历用文字保留下来，无疑是重要的。闫自忠的笔记中，有一段记录了孙海波和田原最初议及作案的情况，可以看作是这个犯罪团伙最早形成的标界。 孙海波供述说：“1990年夏秋季节，我常和南山六号的田原接触，我们原来在南山矿三采区一起工作过。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我们常在一起唠，现在社会，‘大富靠命，小富靠勤’，咱们家里老人没什么能力，工作上挣不着多少钱，买卖也不好做，靠谁呢？靠谁也靠不住，靠啥也靠啥不上，就得靠自己，靠自己还没别的能力，没办法，只有采取抢的办法，抢来大钱后做买卖。我们双方就一致同意了。” “要
干必须把退路斩断，‘开弓没有回头箭’，小打小闹谁也别干，常在河边转没有不湿鞋的。干就干大的。“这样，我们就开始研究怎么干的事儿。”孙能看中田，是因为田原有一股闯劲，天不怕地不怕，从事抢劫自然用得着这种先锋。但田原和“刀枪炮”有来往，被拘起来过，即所谓有“腥”味儿，这是孙海波最不放心的，他告诫田原务必与一切明面上的流氓团伙断绝来往，做到“小打小闹谁也别干”，田原同意了。他佩服孙海波有城府，是个“干大事的人”。其实孙盘算走这条路也不是一两天了，他原来有过做买卖发大财的梦想，后来认为没有大本钱或没有权力买卖是做不大的，孙海波1989年结婚，结婚时没有房，傢俱很简单，家庭负担又压了上来，他从1990年起策划抢劫，说明他急于弄大钱的心情开始迫切了。实际上两人都缺吃喝，生活上过得去，但虚荣心往往趋使他们去追求自认为“命”里没有的东西。有时，某些细节也成为他们犯罪心理上重要的催化剂。如两人穿得都不算好，比起社会上的大款略显寒酸，互相一看，也觉得“活得不如一只狗”，燃烧起大干一场的 。 他们很重视为作案进行身体素质方面的准备。田原曾获得过全市霹雳舞比赛第三名，又练过武功，孙海波很满意。自从有了作案计划，田原更加紧锻炼，每日玩杠铃、击沙袋；孙海波也坚持跑步，这些训练在以后的作案中果然显示了作用。他们决定，“先杀个警察抢个枪，然后再抢储蓄所，抢到钱以后再买枪不断武装。”孙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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