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份结婚。”“你认识闫文宇以后发现他有什么犯罪行为吗？”“没有。”“闫文宇平时与谁接触？”“没人跟他接触，结婚后也人上我家去找他。”“你们结婚以后闫文宇花销大吗？”“不大，他不喝酒，就是吸点烟。”“闫文宇兜里带钱多不多？”“我不翻他的兜。”“结婚以后你和闫文宇外出过吗？”“我们俩就去过佳木斯。”“去佳木斯你们带多少钱？”“就带几百块钱，我都忘了，不超过一千块钱，都放在他身上，他比我细心。”“每次去花多少钱？”“一、二百元，就是买点零用品。遛达遛达。”鹤岗人去佳木斯，也算是去比较大的城市了。“他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去过佳木斯、哈尔滨、还有就是上次去北京、天津。”“从天津回来他对你怎么讲？”“我问他联系买卖没有，他说没联系成，我也就没再问。”“他带多少钱去的？”“我没给他钱，他带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平时他给不给你钱？“就把工资交给我。” “你们结婚以后买过什么东西？”“大概是1993年，买过一台125型玲木摩托车。”“这台车呢？”“他卖了。是1995年1月底，好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卖的。”“卖了多少钱？”“我听他说卖了7000块钱。”“钱呢？”“让他拿走了，他说这些钱做买卖都不够。”“结婚后还买过什么？”“再什么没买过，结婚前是怎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128案件发生以后，闫文宇有什么反应？”“我们都议论这件事，在他父母家。他也跟着议论，说这些人也够狠的，我没看见他有什么反常现象。”询问甄玲的警员，认为甄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看不出谈话中有什么故意隐瞒或编瞎话的地方。她只是一个劲的问，丈夫到底犯了什么事。 南山分局，审讯是连续进行的。对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3人，审讯一遍，间歇10－15分钟，研究审讯记录，然后换两个预审员再审一遍，如此往复。这也是一种战术，要使嫌疑犯感到精神压力愈来愈大，直至意志消退，来不及编出新的谎言，道出真相。但一直审到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口供。但一直审到下午4点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口供。第二次审讯时，一开场孙海滔就声明，他回忆起来，1月28日那天他从下午起和另外3个人一起打麻将，打到晚上9点钟才散。他清楚地列出其他3个人的姓名、住址。预审员记下来，立刻传到门外，门外即有人组织去调查。这一遍审讯结束后不久，调查的人陆续回来，带回了那3个人对孙海滔当日活动情况的证词，于是宣布对孙海滔的审查结束。只是出于保密原则，暂时请他滞留公安分局。 在以后的审讯中，孙海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带抵触的情绪，有时连问几句不回答一句，话很少，多有重复。他辩解说：他几年来一直做布匹生意，可以说不算缺钱花。虽然没有挣到大钱，但维持生活总还行，没必要去冒风险作案。他也回忆起，1月28日那天，他上午上街买了点年货，然后就回家，一天没有出去，媳妇可以证明。那天晚上他看了电视，9点多钟睡觉。 讯问人要求他举出其他可资证明的人来，他举不出。对闫文宇的讯问也陷入僵局。根据闫的陈述，侦察员临时对闫的附近的邻居们作了调查，邻居中有好几个证明确实在年前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见到闫出入，一个刚刚下班的姓闻的工人甚至出证：1月29日晚7点钟他看见闫文宇提了一只旅行包走进了单元。此外，被调查者的神情都反应出，他们对警方把兴趣集中在闫文宇身上感到意外。多数参加了审讯工作的预审员都认为，对方的“疑点在下降”，从审讯室里走进来，有的耷拉下脑袋，感到任务很难完成。 实际上，每提审一次，审讯室里的气氛都紧张许多，对抗情绪愈发强烈。被审讯者以拖延回答或拒不开口的方式对待他们不再想回答的问题。审讯者则急于拿下口供，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悬念。这种气氛发展下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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