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乃是《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错，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依他所言，左丘明确是撰写《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县，去办事的。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那朝廷要他办的事，他何时才能办成啊？”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向阮元问道：“还有这一句，这句原本只是让考生列举一二前朝保甲之事，可他为何要在后面多写了一大段，说什么台湾本应设兵以守，兵力不足，自当重用保甲，保甲之设，足使海不扬波呢？这张卷子，问到他台湾驻兵之事了吗？”
“曹太傅，此人先前文句，已将前朝保甲之事言明，即便多出这几句，又有何不可呢？”阮元眼看俞正燮虽然多出数句，却并未答错原题，心中自然放心，道：“更何况此人之言并非空言，此处亦多有实据可以作证，台湾设兵以守，此言出于施琅《靖海记》，台湾入版图，而海不扬波，此亦《台湾府志》之语，并非他一人之妄言。更何况台湾之南，荷兰久居噶啰巴（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曾夺台湾而居，此为外患，去年张丙陈办之乱，前后三月方得平定，官兵调度，往往因之于福建内地，此为内忧，台湾有此内忧外患，故保甲之语，先及台湾，我以为并无不妥。”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要让进士为朝廷效力，可不是为了让进士自作主张，卖弄学问的。”曹振镛又向阮元道：“阮中堂不妨再想一想，此人若真是取了进士，入翰林拟定诏旨，亦或进入六部主稿，他言语如此繁琐，所拟诏旨，所书公文，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朝廷拟定诰敕，六部缮写奏本，若是都像他一样自作主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这些奏本诰敕，是皇上、六部大臣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呢？朝廷给他缮写文稿，草拟诏书的机会，是让他卖弄自己才学，借朝廷之力谋求私誉的吗？”
“曹太傅，朝廷取录进士，是要储备天下人才，使天下有才之士，皆能为朝廷所用，若是天下人才皆在朝廷，朝廷办事，才能无往而不利！”论及科举本身的目的，阮元之念却与曹振镛相反：“如今是守成之世，说一句天下太平并不为过。可是天下大势，从来便是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于其间。按照曹太傅的想法，朝廷取录进士，就只是为了让进士在翰林六部办事，至于进士才学多寡，一概不问，那久而久之，朝廷之人，必将尽数成为拘守绳墨之辈，万一天下有变，就会出现驭之无术，措置张皇的结果，到时候距离乱世也就不远了！可若是进士能够尽得天下人才，一旦有变，往往便会有才学兼备之人，可以防患于未然，即便大患已成，他们依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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